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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千:升降之间
来源:米乐看球 发布时间:2024-07-01 15:40:26
弗拉戈纳尔描绘秋千那幅作品的原名,叫作《秋千的快乐偶遇》(Les HasardsHeureuxDe L’escarpolette)。收藏它的华莱士美术馆,把它简称为《秋千》(The Swing)。我更喜欢这种简洁的名字。
整个图景是一个女性坐在秋千上,正飞荡到最高点,她衣裙飞舞,一只鞋被甩出去。她前方的蔷薇丛中有一个年轻男子,明显看到了她裙底的风光。而她的身后有一个老年男人,正在掌控着秋千的绳索。
女主角穿着最时髦的法式袍子(robe à la française)。这种装束来自法国17世纪的女性睡袍,而后成为时尚经典,传遍欧美,是洛可可教母蓬巴杜夫人的最爱,华托的画中时常表现的着装。它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增装的表面积,人体的前后用裙撑尽量往外延伸,呈现一个撑起来的接近长方体的椭圆体,而因为外袍前身敞开,后腰是松身的,所以后身显得格外飘逸。这种设计使丝绸本身的质地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得以最大展示。因此这种裙装本身分量不轻,一件最普通的法式袍子重量在4~6公斤,豪华一些就会更重。
而秋千飞荡的重力,使裙子的重量感消失,几乎成为羽毛般轻盈。裙子的颜色也是当时最流行的蓬巴杜粉。这种粉色来自最浅淡柔和的玫瑰品种,跟女人脸上的红晕、飞出去的缎面鞋子,和男人由于兴奋而产生的面色,以及他身下和胸前别的蔷薇,都呼应成趣。蓬巴杜粉在丝绸上的效果,需要用来自南美墨西哥的胭脂虫(Dactylopius Coccus)来染制。人们从多刺的仙人掌上捕捉胭脂虫,晒干研磨,提取它们分泌的酸性物质来调制染料。这种颜色闪亮牢固,是化学染料发明之前最醒目的粉色来源之一。由于过程的艰难和长时间运输,也是最昂贵的染料。所以18世纪的粉色并非只属于女性,而是属于一个阶层。
在蔷薇丛中的男人,也处于同样强度的动态中,他的姿势很难维持,多刺的蔷薇丛要一直拨开,身体需要卧倒隐藏,而脖子需要抬着以便可以观看倏忽往返的美色。他衣着齐整,甚至手拿搭配正装的三角礼帽(tricorne),全然不像准备在花草丛中打埋伏的野战打扮。戴着当时流行的银白色假发,象征着智慧和权力,而来自精研土豆淀粉甚至铅粉的染发剂,需要精心打理照顾,成为贵族阶层的符号之一。这个男士浑身典雅的银色和灰色,跟处处浮现的蔷薇粉形成优雅搭配。
故事发生在一个深幽偏僻的花园中,古树茂密参天,没有修整,和凡尔赛几何风完全相悖,但我们能看到蔷薇下被压倒的花架,以及他们身后的花园铁艺隔墙。远处有瀑布和瀑布下的雕塑。而左后方,还有似乎在接吻的一对男女的身影。画面左边的雕像来自同时代雕塑家埃蒂安·莫里斯·法尔科内(Etienne Maurice Falconet)的《警示的丘比特》,象征这是一桩秘密的风流事儿。右后方还有两个互相搀扶的丘比特,似乎担忧着什么。而一只应该是女人宠物的小狗站在秋千下,似乎也参与了这种担忧。
了解这是一个花园的一部分,而非山野,也是很重要的方面,说明他们在一个能拥有广大面积古木树林的花园中,他们在皇室贵族的领地上。
“我希望你把女士画在一架秋千上,由一个主教推着。你把我放在一个可以看见这个美人裙间风采的地方,如果你想要你的画作更生动,你还可以更进一步……”
这个至今未能完全确认身份的委托人,唯一被所有历史学者承认的就是,他应该是当时的某位包税人(fermier général)。包税人通过拍卖,购买替国王征收重要税款的权力(包括土地税、盐税、各种类型的产品关税以及教会的什一税等)。他们通常向国王缴纳约定的金额,然后从多收取的金额中牟利,是萌芽的金融大资产阶级。从这个委托中,我们立刻能够正常的看到的是,18世纪中晚期的巴黎社会的政治经济腐败,身居半官方财政要职的人可以发出这样的委托,虽然没有留下名字,但留下了这封信,也没有对图像的目的和后来的展示有所避讳。
我们也发现了委托人的“进步”思想:对天主教公开表达明显的嘲讽讥刺态度,大胆反映自己的性幻想,还给艺术家自由发挥的权利。并对自己和宫廷以及教会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完全自信。这个藏家其实比画家本人要激进很多,弗拉戈纳尔最终没把老人画成一眼可以辨识的“主教”,也没有像订制者期待的那样,在方向上“更进一步”。
18世纪是精神启蒙、政治和社会出现重大转折的时代,自然也是人类关于身体和情感机制出现重大变化的时代。弗拉戈纳尔的雇主,可以说就是这种变革的体现者之一:法国的放浪派(Libertinism)。
放浪派(libertine)这个词起源于瑞士,指那些反对加尔文严苛的清教徒教义的人。到了17、18世纪的法国,这个词逐渐带上个体自由的含义。
“放浪派是一小伙形形的人。他们在17世纪敲响了离经叛道的音符。启蒙哲人很高兴认同他们,并因此给予他们过高的地位。……不单单是游戏人生,而是一种严肃的异教姿态。因此就像同时代的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一样……也为启蒙运动做了自己的贡献。”
法国放浪派声称自己是享乐主义者(hedonist),特别是伊壁鸠鲁主义者。伊壁鸠鲁的老师阿瑞斯提普(Arrstippus)有一句名言:“我占有,而不是我被占有。”
伊壁鸠鲁继承了阿瑞斯提普对精神带来的力量和快乐的绝对推崇。但他认为比追逐欲望更高的快乐是静态的精神享乐。最高的幸福就是拥有智慧和友谊,避免痛苦。伊壁鸠鲁是唯物主义者,不相信神的存在,他在雅典一座花园里开辟的花园学苑,平等接收男人、女人和奴隶作为学员,是18世纪巴黎沙龙的古典户外原型。
古希腊的享乐主义理论,加上16、17世纪来自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,尤其是托马斯·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和自由意志论,强调人在一切境况下作为主体的选择权。以及约翰·洛克彻底的经验论,提出生命、自由和经济权利,是人天生就应该具有的自然权利。
放浪派似乎是这些理论的肉身注释。他们反对神造论,支持个体自由和快乐,特别是把头脑的力量和精神快乐——类似于我们说听到音乐以及在广泛的艺术享受中的头脑ASMR——置于一切快乐的首位。在人际关系上,笃信“友谊”。
路易十四时代的一个放浪派先驱,典型的伊壁鸠鲁主义者,是尼农·德·朗克洛(Ninon de L’enclos),人称“尼农”。她自幼跟随母亲出入沙龙,阅读蒙田、笛卡儿,迷上了伊壁鸠鲁哲学。精通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,演奏鲁特琴和羽键琴,很小就确立了自己无神论和享乐主义的立场。她的巴黎沙龙征服了奥尔良公爵一世、亲王弗朗索瓦·德·拉罗什富科……以及刚成立的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、对精英生活讥刺入骨的莫里哀,也有主教和修道院长。她可以组织起神妙的和谐:让贵族和教士们聆听莫里哀朗读讽刺宫廷和信教者的《伪君子》。路易十四本人无法亲自参与她的沙龙,特意委托中间人传话跟尼农讨论某些议题。
“我们(女人)应该着手积累生活之需,而不是欢情:后者应该是每日慢慢采集的。”“我只增长心灵的年纪。”“爱情最真的好处,就是给我们想示好的人带来灵感。”……
尼农终身未婚,有过几个孩子,在去世前立下遗嘱,把一笔重金留给她的公证人弗朗索瓦·阿鲁埃的儿子,11岁的小阿鲁埃,为了他可以在耶稣会开办的路易大帝中学继续好好学习用。而小阿鲁埃果然不负尼农之望,不仅读书好,长大后还有了一个影响世界的名字:伏尔泰。
放浪派的情感生活,正如法国学者、18世纪专家尚塔尔·托马斯(Chantal Thomas)所说:“不是传统的激情之爱,而是相反的。激情之爱意味着停止,而放浪派的爱意味着运动。他们造就了法式的‘轻’(légèreté)。”
在《秋千》中,运动和轻正是最强烈的信息。秋千处于它的最高点,我们大家可以发现出于重力的不平衡,绳子和座位都发生了扭转,这是构图的精彩设计。这样这个女孩子就不仅仅飞向年轻人,也飞向了我们,胸部和四分之三面部、下身直至小腿,都清晰呈现给观者。甚至连鞋子也飞得很高。这个运动带来的不稳定增添了未知的因素和危险的气息。她可能坠落。
而运动带来的轻盈又让我们叹服,蓬巴杜式裙装是昂贵沉重的,缀满装饰,此刻却随风膨胀飞扬,连白色内裙和头顶上的牧羊女帽子也被掀动着。
这正是放浪派的理想:在一个确定的框架内,享受不确定,享受运动,享受偶然性,甚至享受危险。18世纪的巴黎,开始有了流行的很多户外游戏,例如跷跷板、捉迷藏,都是同一个心理机制。
“轻”一直是法国人,或者说巴黎性格和美学的关键词之一。他们的国王最了解:16世纪的亨利四世抱怨过“法国人相当轻浮”;17世纪的国王路易十三也感叹“这是件奇怪的事儿,法国人的轻盈”;路易十四则直接描绘“您知道法国人的轻盈:他们直接从一个极端飘到另一个”。
管理者惧怕这种难以拴牢和固化的精神,而艺术家和作家发挥出它另一面的无穷魅力,使之在一群人的眼中成为所谓“法式魅力”之代表。“哪里有轻盈,哪里才有重大。”[莫里斯·布朗肖(Maurice Blanchot)]“幽默是一种精神的素养,它可以让人用严肃的方式表达轻松的事情,而用轻松的方式表达严肃的事情。”[阿尔弗雷德·卡皮斯(Alfred Capus)]
在这幅作品中,不仅仅作者和委托人成为运动和轻盈的制造者,连观者也在厅堂之上轻易加入了窥视同谋:查看一种欲望运动的“若轻”,和其后的“举重”(如果你理解了它产生的历史时代和叛逆姿态)。
秋千在东西方的图像传统中,因其往返升降,制造飞行假象,有两个重要的象征意义:“身体欢爱”和“不可信任”。它也诚实地用它制造的假象,回答着我们每过一阵子,就要换个形式来问的问题。
这次是:这到底是爱情升级还是降级?从对它的社会经济学解剖来看,是对爱情的奢华大捧场。而从它追求个人自由和快乐,反对基督教的婚姻体制,承认和成就从图内到图外的层层窥视欲来看,又似乎是降级。
弗拉戈纳尔的主要作品,以及18世纪的一批有争议的杰出画作,可谓“视觉资本主义”(注:scoptic capitalism,这是法国学者伊娃·易洛思的一个概念,指从身体的景观和视觉展示中榨取剩余价值。批判消费的视觉机制对身体的异化,尤其是以网络为媒介的社会经济体系对社会情感的影响)的确切起源。在他们之前的提香时代,就有了权力和个体的凝视,还没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。如果说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代表“经济”、层层目光和欲望代表“生命”,那么洛克指定的人类的自然基本权利就还差一个。所以弗拉戈纳尔的《秋千》要追问的到底是不是第三个要素:自由?自由到底是带着我们升级还是降级?而我们自己的社会是不是已经荡到了“自由”高点,可以像伊娃·易洛思那样去讨论回落的“爱的终结”?
荡回此刻,我们今天的提问,一定已经制造出“降级也能享受的浪漫大餐”“三种口味的冷亲密冰激凌”“两步操作甩掉降级内耗”……的市场运作,或者说,其实是随着“消费降级”而来的市场运作机制,引发了我们的提问。
所以,这幅18世纪作品和秋千作为象征的有趣之处,就在于它其实指出的是,我们关于情爱的理论问题,都是秋千。这些秋千永远重大,永远轻盈,是我们应该的真实严肃的游戏,是升降之间的问答。
艺术与考古学系博士, 艺术史学者、作家,著有《竹不如肉—西方艺术史上的权力和身体》
伊壁鸠鲁继承了阿瑞斯提普对精神带来的力量和快乐的绝对推崇。但他认为比追逐欲望更高的快乐是静态的精神享乐。最高的幸福就是拥有智慧和友谊,避免痛苦。伊壁鸠鲁是唯物主义者,不相信神的存在,他在雅典一座花园里开辟的花园学苑,平等接收男人、女人和奴隶作为学员,是18世纪巴黎沙龙的古典户外原型。古希腊的享乐主义理论,加上16、17世纪来自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,尤其是托马斯·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和自由意志论,强调人在一切境况下作为主体的选择权。以及约翰·洛克彻底的经验论,提出生命、自由和经济权利,是人天生就应该具有的自然权利。